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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不可能有文革
日期:2011-06-05 11:27

2011年06月05日 09:5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晶芳刘振清

核心提示: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5月30日第19版,作者:刘晶芳、刘振清,原题:《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热点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兹将有关热点择要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受研究者关注,不少文章提出了新观点。

除国内的研究外,2006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出版,引起党史界的关注。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作者的宽广视野、不囿陈见的创新精神和细致的分析考证功夫,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内外因素的关系的认识上,田子渝、占善钦、李丹阳、刘建一、王素莉认为该书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外因决定论。萧超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也起了促进作用,但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使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未必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

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研究

张侃以1929-1934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揭示了中共怎样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从血缘性宗族这种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化为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达到国家建设目的。笑蜀考察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和1935年至1945年10年间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艰难历程,充分肯定了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民主特色。吕波详细考察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的开明绅士问题,探讨了他们参加政权的原因和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

关于大革命时期党内合作的争议和探讨

如何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是党史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策略应给予肯定。历史地观察这一合作方式可以看到,它既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在合作后带动了国共两党的大发展和中国大革命的掀起,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新成果;也由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认识与导向失当,使中共在合作后处于从属地位,客观上导致诸多矛盾迭起、胶着,最终引发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战略是共产国际、中共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融会、和合的结果,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策划,因而导致实践中产生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的学者则对党内合作作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党内合作无疑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因为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与帮助国民党改组,遵守国民党纪律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这种合作形式,使中共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亦即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

对共产国际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

以往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十年的研究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共产国际的作用,指出了它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王新生、蒋国海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的看,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做出了贡献。

对我党处理福建事变问题的评价有新评述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决策是全盘否定的。黄道炫在对临时中央与福建事变关系的评价上,没有采用通常的完全否定的看法,而是对中共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述,对处理事变中中共决策的得失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事变发生后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实际决策也是谨慎有加。在政治上公开的表态中确有“左”的东西,但其真实态度是欲拒还迎。在军事上也做了些配合,只是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上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没有奏效。作者所论颇有新意。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仍见仁见智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但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上,仍是见仁见智。董汉河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上述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如再能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变化、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对延安整风评价进一步研讨

在延安整风发动的动机和目的上,有的观点认为是整王明,是为了防止王明夺权;有的认为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权威;也有的认为是整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风,通过整风摆脱苏联的影响。李东朗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错误整个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

关于中共为何能成功争取东北的研究,走向深入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初期在争夺东北的较量上,中国共产党大胜国民党。但是对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地争取东北,以往的研究远不够具体深入。金冲及对从抗战胜利前夜到内战爆发期间关系全局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争夺东北的极其复杂的较量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正确决策赢得主动,从而奠定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的。对争夺东北中的重大战役四平之战,党史、军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战役的背景及后果着墨不多。杨奎松对蒋介石和毛泽东决策的背景、作战经过及影响,作了全面考察,回答了为什么一向主张不争一城一地得失、以最大限度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会拼全力打一场城市保卫战,为什么国民党此役胜利后却没有乘胜北上、夺取全东北等复杂的问题。

关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

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这是党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薛衔天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关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由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当年怎样选择和确立的,并不是很清楚。陈扬勇运用新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史料,叙述三大政治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特色。作者还对放弃联邦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有益于正确理解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上,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曾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这个思想与其在此前和此后的思想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龚育之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没有根据不承认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那段话的存在。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是在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很快就放弃了,明确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在194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说准备成立中央政府,并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近十年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的认识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和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等视角,分析了这一文献中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

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革”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革”。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事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历史学术价值。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和主线

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中国当时落后面貌、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主线是什么?这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仍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难点和热点

于光远、韩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产生和放弃的历史过程、放弃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独到见解。刘晶芳着重从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早放弃的原因。李伟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鲁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提出总路线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进行再考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

关于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革”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但他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张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出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石仲泉针对研究中存在的对周恩来的一些非议,认为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曾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这封信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陈扬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周恩来写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一边,同时在理性上又不太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积极抗争,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争策略。

朱德经济建设思想备受关注

以往对朱德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注不多。庹平认为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使农民家庭富裕、农村经济繁荣和山区改变落后面貌这三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主题和难题,提出了比较成熟的思想和主张。王纪一认为朱德的对外贸易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赵子林对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倪波认为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的框架,使我国外交理论向现代外交迈进,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李毅弘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现了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嬗变;从意识形态划线外交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变。

对胡耀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

新世纪以来胡耀邦研究有较大进展,最有分量的当属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的、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1915-1976)》(第一卷)。作者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他的生平和思想,对胡耀邦一生的功过作了中肯的评价。学者们除了对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研究外,还对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建设、农业和农村改革、知识分子政策、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他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地区考察。郑义认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胡耀邦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对陈独秀的评价仍有较大分歧

把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一个对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来研究,已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在对其评价上,仍有较大分歧。郭德宏认为对陈独秀应充分肯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后人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表率。陈独秀也犯过错误,但他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替罪羊而已。“托派”的主张也是一种探索,虽然是错误的探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认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重大责任,但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对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应负主要责任。

阿明布和多方位、多层面剖析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认为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后,陈独秀形成新“二次革命论”,系统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陈铁健对陈独秀自1931年至1942年的思想演进作了评述,认为晚年陈独秀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中国当时首要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强调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关于王明的评价和研究

以往党史界对王明评价多是否定的。在新世纪十年的研究中,客观地评价王明成为学者的共识。刘晶芳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上,王明起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金怡顺、刘海燕认为,王明在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各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等方面,总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包含右倾投降主义的萌芽。田子渝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李东朗对党史界通行的批评王明右倾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来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这种看法与实际不符。

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大量文字描绘,并在长时间里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所谓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